【新京報】“濕地恢復”很緊迫，民眾要積極參與當地濕地保護工作
“我們現在要考慮，怎樣去減緩濕地退化喪失的速度。”
“It’s Time for Wetland Restoration(是時候讓濕地恢復了)。”2月2日，國際濕地公約秘書長穆松達·蒙巴在世界濕地日的視頻動員致辭中喊出了這句口號。作為第27個世界濕地日的主題，呼吁“濕地恢復”帶著緊迫感。
濕地、森林和海洋并稱為地球的三大生態系統，40%的植物和動物物種在濕地生活或繁殖，濕地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穆松達·蒙巴所言，目前，世界上近90%的濕地已經退化或喪失，我們失去濕地的速度是森林的三倍。
“我們現在要考慮，怎樣去減緩濕地退化喪失的速度。”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周晉峰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世界濕地日的主題強調了優先恢復濕地的迫切需要，并呼吁整整一代人采取措施，恢復和復原退化的濕地。
青海湖鳥島國際重要濕地湖濱的普氏原羚。國家林草局供圖
濕地保護意識還未深入人心
我國政府于1992年正式加入《濕地公約》，成為《濕地公約》第67個締約方。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濕地”的概念在我國還沒成形。原國家林業局野生動物保護司副司長、國際濕地(原濕地國際中國辦事處)主任陳克林告訴記者，當時有湖泊、河流和沼澤的相關研究，也有保護單個物種的研究，但沒有把濕地作為生態系統來分析。
人類發展歷史進程中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對濕地生態系統重要性認識的不足，在全球范圍內，濕地生態系統都遭受了嚴重破壞。此外，在相關議程設置上，濕地的優先級還不夠。
“在聯合國一些會議議程上，提起濕地保護，似乎它每次都排在最后。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濕地被人們忽視了。”陳克林舉例，在一次締約方大會上，44%的國家在提供的報告中提到，當地人嚴重缺乏對濕地保護的認識。
區域經濟和政治文明的發展會直接影響濕地保護意識的“覺醒”，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對濕地保護的程度也不一樣。濕地資源具有的生境復雜性也對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加強濕地保護認識上，對濕地“修復”和濕地“恢復”的概念也需要厘清。周晉峰指出，從官方的文件來看，“濕地”是“恢復”的主語，“修復”的主體是人類，是一種人為作用，而濕地的生態治理是基于自然的恢復。這是本質的區別。
人工干預的修復，若處理不好，也會帶來問題。“好比在未考慮周全的情況下，在海岸濕地種樹的做法就欠妥。灘涂海岸上的貝類魚類為棲息的候鳥提供了豐富的餌料，植樹會給現有的濕地生態系統帶來破壞，影響候鳥遷徙與繁殖。”周晉峰直言，在某種程度上，人工干預修復本身就會阻礙濕地的恢復。
2010年在日本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次會議上，制訂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2020年目標，簡稱“愛知目標”。2020年，聯合國對“愛知目標”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20個“愛知目標”中只有6項目標部分達成，部分子目標甚至更加惡化。
陳克林認為，就目前形勢來看，濕地保護依舊任重道遠，濕地保護的意識還未完全深入大眾內心。
拍攝到的鶴群(云南大山包國際重要濕地)。國家林草局供圖
我國有效保護了240萬公頃濕地
根據我國公布的第三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我國濕地總面積達5635萬公頃，占我國國土面積的5.58%，位列亞洲第1位，世界第4位。公開數據顯示，我國有濕地高等植物800科692屬2315種，是全球濕地植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
幾個月前，《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中國國家濕地公園的保護與發展”論壇在武漢舉辦。會上有專家指出，經過多年努力，國家濕地公園通過“試點制”和“晉升制”等設立方式，全國31個省(區、市)總數已達901處，有效保護了240萬公頃濕地，帶動區域經濟增長500多億元。
我國先后指定了82處國際重要濕地，29處國家重要濕地，1021處省級重要濕地，13座城市獲得“國際濕地城市”稱號，建立600余處濕地自然保護區、設立1600余處濕地公園。
中國過去30年所取得的濕地保護成就以及所設立的宏大目標和濕地保護管理方式，形成了濕地保護的“中國樣本”。陳克林說，這與政府出臺并能及時落地的相關政策不無關系，“人民的廣泛參與也是我們國家濕地保護取得成效的一大亮點。”
在濕地保護方面，我國還有哪些值得國外借鑒的地方?周晉峰表示，相較于全球其他國家，中國充分利用了傳統的東方智慧，探索出了多種多樣優秀的濕地管理方法。
他指出，“濕地保護的東方智慧”可總結為7個方面：自然恢復為主，人工手段為輔;優化保育措施，加大管護力度;強化專業培訓，壯大人才隊伍;兼顧保護與發展，促進“兩山”互動;依托科技進步，勇于開拓創新;注重開放合作，加強多方交流;廣泛組織動員，開展自然宣教。
2022年6月1日，我國首部濕地保護方面的專門法律——《濕地保護法》正式實施。《濕地保護法》作為我國濕地保護經驗成果在國家成文法層面的集大成者，囊括了濕地保護宏觀與微觀維度的戰略部署和制度構建，與世界分享濕地保護的中國經驗，助推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與國際社會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
江西鄱陽湖國際重要濕地拍攝到的鶴群。國家林草局供圖
需加強我國濕地保護管理的科學性
自1992年加入《濕地公約》以來，我國濕地保護經歷了摸清家底、搶救性保護、全面保護3個階段，實現了濕地保護修復事業的歷史性飛躍。雖然濕地保護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效，但濕地保護仍然面臨嚴峻問題和挑戰。
“保護形式多樣，分布廣泛，但保護形式和空間布局仍有優化空間，存在部分重要濕地的保護空缺，成效亟待評估，與國家要求的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仍有差距。”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副所長、國家濕地研究中心秘書長武海濤說。
他認為，我國濕地保護管理的科學性需要進一步加強。濕地系統具有復雜性、波動性和多樣性特征，濕地資源調查監測體系、退化濕地修復技術與模式、濕地資源合理利用等方面涉及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這要求濕地保護修復和管理遵循濕地系統內在機理，統籌考慮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地理單元的連續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明確我國濕地保護空間布局和重點任務，實施濕地保護修復項目，采用近自然措施科學修復退化濕地，提高濕地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武海濤告訴記者。
周晉峰也表示，在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雙重影響下，中國濕地面積萎縮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且在濕地保護修復管理實踐中仍存在許多科學問題需要解決。此外，我國濕地還面臨著以水葫蘆、福壽螺、鱷雀鱔等為代表的外來入侵物種所帶來的生物安全威脅和生態風險。
周晉峰稱，當前中國各地濕地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和威脅——“好心辦壞事”，即以工業文明思想指導的工程建設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原本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綠水青山，給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帶來了巨大威脅，并且這種對自然的擾動和破壞幾乎是不可逆的。
“因此，我們主張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來恢復濕地。我們應當秉持環境治理三公理(不擴散、不為害、充分公示)，生態恢復四原則(節約原則、自然原則、有限原則和系統原則)來進行濕地恢復工作。”他說。
應合理利用和開發濕地資源
陳克林一直倡導，要合理利用和開發濕地資源。保護不等于不動，其前提是不能破壞生態特征。研究濕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問題，首先要掌握濕地的本底資源，了解和研究濕地生態因子、生態特征等。
《濕地公約》里有多個方面的決議和建議，其中一條就是濕地的生態特征不能發生變化，也就是在濕地的生態因子沒有發生變化的前提下，人類盡可能地利用濕地資源。
“將核心區完全封閉也沒有必要。人也是自然的一個因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講的是我們要杜絕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而不是與自然環境、花鳥魚蟲完全隔絕。”陳克林認為，濕地的管理應該是動態的，在大的法律法規的背景下，各個保護區可以嘗試制定配套政策，實行“一區一法”。
武海濤也認為，合理開發和利用濕地資源，高效發揮自然濕地生態功能，提高服務人類福祉，是保護濕地的重要內容。濕地保護和開發并不矛盾，應該是協同發展的。
他說，濕地資源作為自然資源，在發揮眾多支持和調節服務的同時，為人類直接提供產品，也是濕地系統的功能之一。做好濕地資源的合理利用，需要做到濕地多功能協同，合理界定濕地生態安全邊界和承載力，保障濕地健康穩定不受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合理利用和開發濕地資源與民眾的參與分不開。在今年世界濕地日的視頻動員致辭中，穆松達·蒙巴呼吁，大家要以三種具體方式采取行動：自覺選擇，盡量減少我們自己對濕地的影響;發出有說服力的聲音，教育和激活其他人參與到濕地恢復中來;大膽行動，參與當地的濕地恢復工作。
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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